從廬山一路東張西望，無意間又到了南陽桃花源故地重游。陶淵明桃花源與老子的小國寡民不同之處，是與世隔絕和雖雞犬之聲相聞，但民至老死不相往來。而兩者的共同之處卻都在于人類返璞歸真的追求，權力的不至于過于集中。陶淵明作為這一理想的身體力行者，給后人留下了經久不息的魅力。

    所謂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”，等到萬物生成，就像純淨的源頭涓滴之水變成了大江大河，其藏污納垢泥沙俱下，在很多方面與道之始生時本源的“一”已經相去甚遠，甚至走到了反面。于是杜絕污水排放和水土保持的必要性就彰顯出來了。小國寡民思想和桃花源之偉大，正在于批判現實，樂于從事回歸本源的矯枉性質。五柳先生也明白，他憧憬的無懷氏、葛天氏時代已經無法回歸，但正如錢理群評論魯迅的“不接受收編，也不收編我們”一樣，保持一份赤子之心的誠心獨立本真，仍然是人存在的價值所在。

     經濟史學家胡寄窗認為老子“忘記了在‘有什佰之器而不用’的原始‘樂園’中，并沒有甘食美服，也沒有代他們生產甘食美服的被剝削的人。”可是并非剝削者享受的才算甘食美服，窮鄉僻壤的普通人家吃個雞蛋也稀松平常，道光皇帝卻因吃一個雞蛋，要花費三十両銀子而覺得奢侈。也并非“小國寡民是針對當時的廣土眾民政策而發的。他們認為廣土眾民政策是一切禍患的根源。”老子說：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，這個總體的“一”分配到萬事萬物，則“天得一以清；地得一以寧；神得一以靈；谷得一以盈，萬物得一以生；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。”他并沒有反對廣土眾民下的侯王統治，侯王治理其封國之民，而給大多數人帶來巨大禍患的根源，在于權力過于集中，私利爭奪的不正。所以“鄰邦相望”的封國不宜太大，封國與封國之間，仍然是廣土眾民下具有相當獨立性的具體單位之間的關系。因此小國寡民可以雞犬之聲相聞，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，便于“以其言下之”，“以百姓心為心”，使之安居樂業地個性化的發展。

     在比較簡單知足的心靈狀態下，“圣人執一為天下式”，時刻關注的是落實到個體身上的那一份來自生命源頭的純淨本質，也就是道與德的力量。老子反對的只是不可能“為天下正”的過度集權扼制了道所生的“一”，也就是扼制了本源上被賦予個體的完整生命力，和他們本性中具備多維發展的可能性。這也是堯讓天下于許由，許由聞之以為惡語而要去洗耳的原因。巢父看出了他在享受功成弗居的內心快樂，但“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。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”，林語堂說：“我們越是信仰我們是合理的，便越發變得偏狹。”發自內心的自然自覺行為，已經在過程中實現了生命的價值，沒有必要再當一回事了。正如清嘉慶時的才女舒白香所說：“閑暇之時間如室中之空隙。”因此“時間之所以寶貴，乃在時間不被利用。”也正如此回無目的的游走，因為有足夠空間而意外收獲了如許思緒，與道融合的巔峰“得一”體驗，需要出入往返于天地之間“坐忘”的天淡云清之情懷。

    一路游走，一路讀舒白香的《游山日記》。與其說這本書寫的是游山，不如說是寫了在廬山避暑的清苦山居生活。但茹苦如甘，受窘反樂，處處透露一種坦然的親切，令淡泊名利者神往心馳。錢理群對她的評價是，“隨心所欲地讀，隨心所欲地寫，流于所想流，止于所想止。”云霧中可以云醉，菜竭時，蕎麥葉、南瓜葉都可以品出至味，而且“頌不容口，謂‘茍非入山既深，又斷蔬經旬，豈能識此種風味。’”我想，這就是外出游走的“得一”吧，也是與那些塞滿了周密計劃，目的明確的旅游相比較，更顯得雋永有滋味的原因所在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載香港《文匯報》2017年7月25日